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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忠墓:人类的非文明记忆(三)

在大屠杀现场,还有一种人叫战地记者。

甲午战争是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彼时,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批准外国记者随军采访,其中英国八名,美国五名,法国四名,还有许多申请者被拒之门外。

我在旧照片里看到,为了及时报道战况,有的记者在山上生火做早餐,有的夜里裹着毛毯睡在山上,因为交通不便,有的竟骑着毛驴上山观战。好在来了这么多看见新闻就手痒的外国记者,即便在情感和立场上倾向于日本,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毕竟说了许多真话。

旅日华人学者宗泽亚在《清日战争》一书中说:

 

旅顺事件发生时,跟随第二军从军的外国新闻记者进入了虐杀现场。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伽卫卢、兼英国《旗帜》《黑与白》两报记者威利阿斯、法国《喉舌》报记者拉哥利、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克温等五名外籍记者参加了战地取材,亲眼目睹了旅顺虐杀的悲惨场面。五人中的三人,克温、克里曼、威利阿斯分别发出了震惊世界的报道,伽卫卢、拉哥利两人则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向保持沉默,伽卫卢甚至公开否定克里曼的报道。

宗泽亚说得没错,战争一开始,所有关于旅顺口的新闻,不但是日本报纸的头条,也被欧美各国报纸刊登在抢眼的位置,就像21世纪的伊拉克和利比亚。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最先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11月29日,纽约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报》,也刊登了来自中国的一则报道:日本军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

如果说这条新闻太简短,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那么《世界报》连续数天刊登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和《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的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此文的作者,就是《世界报》特派记者克里曼。在这篇长篇通讯里,克里曼用了这样一个词:屠夫的丘陵。

 

我看见一个男人跪在日军面前乞求怜悯,结果被用刺刀刺倒在地,头也被用刀砍了下来。

另外一个中国男人畏缩地躲在角落里,一小队士兵用枪弹将其打得粉碎。

一个老人跪在街心,结果几乎砍成两半。一个可怜的人在房顶被击中,另一人从房顶跌落到街心,后背被捅了十几刀。在我下面是一座医院,飘扬着红十字旗,但日军士兵向从门内出来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射击。

一个商人戴着皮帽,跪在地上,举着双手求饶,日军士兵向他射击,他两手捂在脸上。第二天当我再看到他的尸体时,已经被砍得无法辨认了。

 

克里曼显然是个文字老手,他一定要把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并用,否则就不足以准确地表达他的震惊。其实,克里曼一向对日本抱有好感,他本来是乘着日本军舰来到旅顺口的,面对这场意想不到的大屠杀,他并没有给日军留什么情面。这个神志清醒的美国人,还不乏深刻地写道:

 

看到原来发着平静光芒的亚洲灯在东方的黑暗中熄灭是痛苦的;同样看到旅顺口浸泡在冰冷血水中难以叙说的灾难是由日本军队造成的也是痛苦的。日本军队在满洲人的墙上张贴布告,要中国人放下武器,相信入侵者。

日本已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她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玷污、亵渎了红十字会,丧失人性和民族怜悯心。胜利和新的支配欲使他们疯狂了。

 

以上都是旁观者的描述,或者说,外国人的描述。受害者是大清国,这个国家却作不出任何的反应。大屠杀发生在李鸿章分管的地盘上,然而在旅顺口大喊救命的几天里,他却完全不知道被遗弃的旅顺口究竟发生了什么。十几天后,李鸿章才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却看不出受了任何刺激,态度处变不惊,心绪平静如湖,只是看不到以前惯用的佳词丽句了:倭兵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其送鸡、猪者不杀等等。

他所报的内容,还是刘含芳听逃出来的清兵说的,转述给他之后,他再向皇帝转述一番。读这样的折子,神经再正常的人也要背过气去。难怪克里曼要说,这盏发着平静光芒的亚洲灯,已经在东方的黑暗中熄灭了,旅顺口真的成了屠夫们主宰的丘陵。

其实,日军在旅顺口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完成这个国家酝酿已久的预谋。大屠杀的真正元凶,不是那些挥刀乱砍的士兵,不是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甚至也不是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而是坐镇在广岛大本营的明治天皇。说到底,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谋杀。

然而,直到现在,日本仍矢口否认旅顺口大屠杀。既否认杀死无辜平民,也否认杀死放弃抵抗的清军俘虏。这种否认,其实自战争爆发之日就已经开始。他们早给自己准备好了遮羞布,一个名叫有贺长雄的国际法专家,一直跟随在第二军的行列里,目的就是借用他的嘴告诉世人,日本第二军是一支文明之师,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在国际公法的框架之下。

谁都知道,交战双方,都可能有过激行为,却没有理由报复平民,这是战争法的明文规定。可是,尽管有国际法专家有贺长雄在现场支招,日军也没掩住骨子里的野蛮和丑陋。有贺长雄也很真实,在书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从北门进去有一条路,一直通向市中心叫做天后宫的寺庙,道路两侧民房栉比,然而房屋内外无处不是尸体。尤其是马路上,尸横遍地,若不踏尸穿行实难通过。……所有这些街道上都堆满了尸体。毫无疑问,若市内尸体总数为二千,则其中的五百人为非战斗人员。欲游渡海湾向西逃走的人,则受到了来自山丘上的射击,故而水中也有很多尸体。

 

这位国际法专家的目光够细腻了,本来想把死亡人数往少里写却一不留神说出了真相,这里既有非战斗的平民,也有放弃了抵抗的亡命清军。

战争结束后,有贺长雄去了欧洲。1896年3月,他用法语完成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一书。归国后,该书译成日本语出版。因为书中写了旅顺虐杀事件的凄惨场面,普通读者根本就看不到,几乎成了禁书。1913年,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他请英国记者莫里循当政治顾问,请日本专家有贺长雄做法律顾问。1915年,因为有贺长雄和莫里循一起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他被日本国内责难为非国民。

旅顺口是个半岛,清军大部分成功地退逃出去,可还有一些是没来得及离开。他们或跳进海里,或乔装躲在居民家中,当官的都不在了,他们只能是放下武器,实在避不过,就当俘虏,以为这样就能活命。殊不知,日本军人的屠杀对象就包括俘虏。

据宗泽亚《清日战争》载:22日至24日三日间,市街内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用绳索连环捆绑着的清国兵,被赶往市外处决。

《世界报》记者克里曼则写道:日本人现在声称子弹从窗户和门向外射出,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活捉俘虏的迹象。

《泰晤士报》记者柯文也写了大量的现场报道。关于俘虏,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我看到一群俘虏被反绑着双手连成一串,五分钟之内被枪打得遍体弹孔,随后又用刀砍得七零八落。

柯文对这一切显然是看不过了,私下会面的时候,竟当着日本人的面说:捉拿俘虏是一个文明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你们选择杀戮俘虏的方法处理俘虏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日本人试图抵赖,较真的柯文便换了一个角度说:你们杀掉的不是俘虏,而是不加区别地屠杀那些孤立无援的居民,也并没有迹象要把他们变成俘虏。

大屠杀之后,日本曾否认士兵有抢劫行为。然而,在柯文的报道里,却毫不客气揭发说:市内所有建筑物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所有的门都敞开着,连每一个箱柜的角落都不放过。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掠夺,剩下的要么毁坏,要么扔到沟里。与克里曼一样,这位英国记者并不是中国的朋友,以前一直都在为日本作正面报道。这场出乎预料的大屠杀,让他再也没有理由偏袒刽子手。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