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大清帝国已如一个强撑着病体的老者，虽然打起精神赶了一下西方的时髦和潮流，却只学到了一些皮毛零碎，遇到日本这个稍微精明一点儿的对手，马上就现出气虚体亏的衰朽之态，最后竟被一群其貌不扬的小个子打翻在地。

甲午战后，许多人内心愤愤不平，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中国何时成了羸弱之邦。然而，也有人十分清醒，他们只消把两国皇帝稍稍比照一下，就知道甲午战争只能是这一个结果，而不会有另一种结局。

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和日本的金銮殿御座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中国是同治皇帝，日本是明治皇帝。明治天皇十五岁登基，比中国的同治皇帝大四岁。自登基之日起，他就青灯把卷，不近女色，一心只想富国强族。中国的同治皇帝也是年少登基，虽比明治天皇小了四岁，却能在问政之余，出宫夜宿烟花柳巷，最后竟死于梅毒，只不过为了皇家的脸面，硬说得了天花。明治天皇有一句就职宣言：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同治皇帝也说过类似的大话，可他不知生了母后的气还是哪个嫔妃的气，去乾清宫外寻找温柔乡，早已不把天下当己任了。

说句实话，在同治皇帝身上，总能感觉到一股阴柔之气，先祖努尔哈赤的生猛和雄性，到了他这儿已经退化得踪影皆无。在明治天皇脸上，却长了一双鹰样的眼睛，它们像等待蓝天和猎物一样，等待着可以马上攻击的目标。1871年，果然就有一个机会来到了他的面前，琉球岛民被台湾高山族杀害，最终演化出一场政治事件。中国官员一个愚蠢的疏忽，让琉球成了无主之邦，台湾也险些成了化外之土。1874年，明治天皇派日本军队开到台湾岛。僵局之后，虽然中国体面地收了场，清政府的软弱可欺，却已被明治锐利的鹰眼看了个明白。

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以战争的方式互试锋芒。见日本人回家去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洋务运动便成了中国的主题，一群朝中重臣，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日本也没有闲着，他们不叫洋务运动，而叫明治维新，一帮御前死党，紧紧围绕在明治天皇左右，给他出了一个脱亚入欧的主意。日本自此就不再听中国吆喝了，他们要去西方取经治国。

彼时的中国，搞洋务运动的重臣都是汉官，在皇帝和太后面前，他们只敢说上半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下半句却噎回了肚子里。明治天皇的死党们却敢在他面前当师爷，死党们说，日本既要师夷之技，也要师夷之治。天皇不但听了，还把身上白绸缎的和服脱了下来，换上了全套的欧式军装。

中国一直以大自居，却被大国心态推到了悬崖边上，日本一直因小自卑，最终把岛国心态张扬到了极致。征韩论与征台论，只是一场大戏的前奏或序曲，日本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要登堂入室直取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天皇甚至带头节衣缩食，并把这个国家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开销用于军火。

19世纪，曾有人把中国比成一只昏睡的大象，把欧美列强比成围着大象乱跳的群狼，把日本形容成一只鼓足了勇气的虱子。说此言者，实在是太小看了日本。其实，1874年的琉球事件，还只是小试一把牛刀，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就动真格儿的了。

为打赢此战，日本人暗暗准备了二十年。最后的十年，他们几乎是勒紧了裤带过日子。手中的钱除了去西方购买军火，就是往中国派驻间谍。在向野坚一的《从军日记》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19世纪末，在中国的城市和乡间，布满了说中国话穿中式衣的日本间谍，其中就包括旅顺口。

据《旅顺口区志》载，同治十年三月，公元1871年4月，一个日本人投资五千日元，在旅顺口开设吉野洋服工厂。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这个工厂的老板就是间谍，可是看看以下的时间表，就知道绝非空穴来风。明治天皇1868年登基，在他的指使下，日本1872年吞琉球，1874年侵台湾，吉野洋服工厂来旅顺口，正好在这一连串大事件背景下，而这一群令人生疑的日本裁缝，竟然比李鸿章还早来旅顺口十年之久。

日本间谍部队的头目叫川上操六。甲午战争前，天津军械局的主管是李鸿章的外甥，川上操六居然能把日本间谍安插在这个北洋大臣外甥的手下当差，高升号运兵船何时在天津港启锚，日本联合舰队马上就知道了，海上拦截和最后击沉，也早就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金旅之战打响之前，日本陆军派出的间谍更多，日军之所以能在花园口成功登陆，就因为有六个训练有素的间谍去前方打探。间谍们不但把花园口丈量了许多次，还知道这里无一个清兵把守。正是这些准确无误的情报，让日本第二军在这里的登陆行动万无一失。

大象要保持自己的优姿雅态，从不去趴墙头打探别人的隐私，也不想知道虱子在忙什么，所以虱子在花园口登陆的消息，还是从恶狼那里听来的。虱子认为，凭着自己的小身板儿，要想打赢这只愚蠢的大象，只能智取，不可以强攻。然而，他们万没想到，这一次尽管计划周密也难免心惊胆战的强攻，居然就把貌似雄壮的大象给打趴下了。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日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战时大本营，由天皇本人亲自主刀，身边站着一大帮有伯爵男爵头衔的文臣武将，天皇与他们商定出一个又一个预案。在三个预案中，最后一个是赢。然而，他们只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失败却不是他们想要的。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被动和无奈听起来令人咋舌。明知这是一场国家与国家的交战，整个中国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和淮军将勇在前线抵挡，别的地方却按兵不动，旁观自保。于是，中国也没设什么战时大本营，全靠北洋大臣坐在远离战场的天津私邸里，通过道听途说的情报，咬文嚼字的电报，发出一些半错或全错的指令。

就是说，一个毫无准备的国家，一个毫无办法的指挥者，在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泥沼里，在一场掺杂着喜剧色彩的悲剧里，溺水般胡乱地扑腾着。如此这般，旅顺口怎么可能不血流成河？

甲午年的血直到今天仍在流淌。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输给了日本，半个世纪后，即使那个宣布日本战败的波茨坦公告昭然天下，本来应该归属中国的钓鱼岛仍被日本赖在手里不放，或许中国还将为此流血不止。

我在书上看见，甲午败后，朝野上下都在声讨李鸿章，声讨北洋海军。的确，北洋海军虽然出生不到六岁，可是李鸿章在海军建设上花了太多的钱，如果说大清的陆军是中国式的乡勇团练，北洋海军却是用英语操演战舰队形，还有一套非常现代化的章程，实在不应该败得这么血本无归，夭折的速度也不应该如此之快。这样的结局，李鸿章难辞其咎。

看清流派控告李鸿章的折子，不能说没有见识。读完了这些才子文章，有人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朝臣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问题却在于，凭他们的胆量，只敢声讨大象的尾巴不使劲儿，大象的某条腿偷懒耍滑，再把它身上某个凸出的器官胡打乱敲一通而已，即使知道症结在大象的心脏和脑袋，却是借给他们一百个胆儿，也不敢动一下刀子。

公平地说，清政府不过是用银子买了一个近代化的舰队，并没有买到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日本几乎是齐步走，也几乎同时遇到西方殖民者的挑战，一起走上民族自强的道路。可是，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大对决中，却因为历史的选择不同，发展的方式不同，内心的愿望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截然不同。大清帝国之毁，其实就是体制落后之毁。北洋海军之败，其实就是中国洋务运动之败。

然而，中国的清流派尽管很有才气，却没有往深里想到这一层。彼时，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也许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往李鸿章身上吐口水了。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