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旅顺口》里，斯捷潘诺夫曾两次写到火车站。

一次在小说的开头。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旅顺口，翌日清晨，住在旅顺口的人们纷纷向火车站跑去。斯捷潘诺夫写道：所有旅顺口的马车、人力车、中国苦力都负载满了。难民很快就在车站近旁，挤成人山人海。铁路上停有几列货车，都被难民塞得水泄不通，可是火车头不够。

另一次在战争开始不久。也是一个清晨，年轻的炮兵准尉兹芳纳列夫坐着火车来到旅顺口，始发站是西伯利亚的赤塔。他是这部小说里的一个主要人物，在旅顺口下车的时候，车站已是一片冷清之状，该逃的都逃走了。站前的小广场上，竟然没有一辆马车，也没有一部人力车。他只好让一个中国苦力帮忙提着行李，步行到城里去。街上荒凉得出奇，沿途未遇上一个行人，只是街心有几个巡逻兵在走着。斯捷潘诺夫写道：这个人烟稠密、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竟像完全死了一样。

《旅顺口》是长篇历史小说，它对火车站的描写应该不是虚构。除此之外，它也印证了一个事实，1904年春天，亚历山大三世时代开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在日俄战争中派上了用场，既可以运送军火，也可以调兵遣将，正是它把兹芳纳列夫送到了旅顺口。

然而，战争开始的时候，西伯利亚大铁路还只是局部通车，全线完工还要很久，时间是1916年。大铁路的起点是莫斯科，途中要穿过高高的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冻土带，最终抵达海参崴。因为它缩短了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运输线，几乎跨越了地球周长四分之一的里程，被称为世界第十二大奇迹。直至今天，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而且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铁路线之一。

十几年前，我曾一个人行走东北，中间去过一次海参崴。这个城市的火车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是17世纪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看上去精美而古朴，有一种新贵族的气息。那天不是休息日，候车大厅里乘客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墙壁上悬挂着两幅画像，一幅是彼得大帝，另一幅是当年代表俄国签订《北京条约》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我觉得很有意思，彼得大帝是远东计划的制定者，伊格那季耶夫是俄国终于拥有太平洋出海口的见证者，足可见出海参崴对俄国意味着什么。

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尖顶上有彼得大帝设计的双头鹰国徽，在黑色的大理石上，镶嵌着铜质的阿拉伯数字：9288。不用说，这当然是海参崴与莫斯科之间的铁路里程。

海参崴火车站与航运码头相连，此前去过码头，那里留有一只俄国当年从海参崴登陆时的船头。我一下子明白了，如果说不冻港是彼得大帝的梦，那么大铁路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梦，这两个梦如今都定格在海参崴，定格在太平洋岸边。记得，那一次的海参崴之行，经常会看得我后背出汗。

我想，如果日俄战争推迟一些年，俄国人说不定在旅顺口火车站也立一块纪念碑，因为与海参崴一样，旅顺口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端点，只不过海参崴在俄国境内，旅顺口即使是租借地，也属于境外。

西伯利亚大铁路，确有境内和境外之分。

俄国境内段，时间和路线图如下：

1891年5月，大铁路东端开工。地点：海参崴。

1892年7月，大铁路西端开工，地点：车里雅宾斯克。

1904年7月，大铁路干线开始通车，筑路时间长达十三年。收尾工程延续到1916年。铁路设计时速为八十公里，从莫斯科抵达海参崴，只需要七天七夜。

中国境内段，也有时间和路线图：

1898年6月，中东铁路干线与支线开工。

中东铁路干线：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

中东铁路支线：哈尔滨——长春——旅顺口。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建好后的干线与支线，呈一个T形，全长两千五百多公里，纵横东北广袤的大地。

1903年7月，中东铁路干线与支线全部通车，比俄国境内段铁路提前了两年。其实，支线比干线通车还要早，1901年，旅顺口至大连之间的客运列车，已经每天往返一次。1902年11月，哈尔滨至旅顺口已经全线贯通。一个月后，哈尔滨至大连也正式通车。

然而，中东铁路支线火车只跑了一年多，日俄战争就在旅顺口爆发。彼时，俄国境内段铁路还有一百多公里尚未竣工，地点正好在大铁路的中心地带贝加湖边。有人说，1894年，日本急于发动甲午战争，目的就是要制止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1904年，日本急于发动日俄战争，则是要抢在大铁路竣工之前，把俄国从远东赶出去。

这个说法没错，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确是日俄战争的推手，而让日本最终下定开战决心的人，却是一个英国记者，他的名字叫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闲暇便在北大图书馆里泡着。当时许多北京作家都在呼吁老城保护，此类图书也林林总总。就这样，我与莫里循先生在一本写王府井的书里不期而遇。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也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在墨尔本大学上学时，他就热衷于探险旅行并为报纸写报道，曾险些被新几内亚土著杀死。即使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并成为医生，他仍然要周游世界。1894年2月，他揣着母亲寄来的四十英镑，头戴瓜皮帽与假辫子，身着中式长衫马褂，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游而上，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一年之后，他把沿途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在伦敦刚上市，就好评如潮。也正是这本书，将他送进了伦敦报业广场，他成了《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长达十七年的新闻生涯就此开始。

作为记者，莫里循亲历或目睹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皇帝与太后之丧、辛亥革命等等。在西方社会，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让《泰晤士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和老大。可以说，当年的《泰晤士报》读者，都知道中国的莫理循。

尤其是1912年，莫里循曾以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身份，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并鼓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即使在病重弥留之际，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为了感谢莫理循，袁世凯赐给王府井大街一个洋名：莫理循大街。在大街南口，还立了一个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这个英文街名路牌，一直挂到1949年。

现在的王府井大街271号，店铺名叫亨得利钟表店。这座建筑就是莫里循故居旧址。当年，这里是王府井大街100号，地处大街南段路西，原本是一家当铺，后来被莫理循买到手，改建为有五个院落的私宅。彼时，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莫理循，有一个令他不解的发现，偌大的北京，居然没有一座像样的的图书馆，也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于是，1897年至1917年，莫理循用十年时间收集的各类书籍多达两万四千册，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尺笺寸纸，样样俱全，堆积如山。

这么多东西，总得有个地方安置。1902年，莫理循在住宅后院建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取名亚细亚图书馆。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先生曾用一个赞赏有加的词，描述莫理循藏书的特色：完璧性。可是，1917年，莫理循突然开价四万英镑，要卖掉自己的藏书。他说，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中国政府。然而，莫理循的藏书最终却被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子孙岩崎久弥以三万五千英镑买下，这个人把书运回东京之后，建起了一个东洋文库。后来，有人给了它一个别称：东方学家的麦加。

至于莫里循与日俄战争的关系，还有一个故事。他是个特别喜欢交际的记者，当年的中国维新派人士沈荩就是他的好朋友。1903年5月，沈荩以报馆访事的身份，在天津英文版的《新闻报》上揭露并公布了一个内部消息：清廷与俄国正在拟定《中俄密约》。此话一出，立刻震惊中外，中国留日学生发通电声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国内各地更是纷纷集会游行揭露俄国的野心。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曾经是一场影响非常之大的拒俄运动。

慈禧太后震怒，并由此对沈荩恨之入骨，秘密下诏曰：将沈荩立毙杖下。沈荩死后，莫理循在沈荩赠给他的照片上工整地写下一段文字：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莫理循显然被慈禧激怒了，他说，慈禧是一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随后便通过《泰晤士报》把《中俄密约》公之天下，鼓动日本与俄国对决。

这与莫里循给英国报纸当记者有关。英国一直是日本的盟友，莫理循不能容忍俄国雄踞于中国的东北，当然是出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考虑。他对日本政府说，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之后，日本就将彻底失去战胜俄国的机会。在他的煽动和怂恿下，尚未准备好的日本果然提前发动了战争。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际舆论界给日俄战争取了一个别名：莫理循的战争。

这是一个插曲，却让我认识了已经远去的莫里循。1917年，卖了图书馆之后，他就回国了，可他在澳大利亚没待多久就去了英国。1920年5月底，在伦敦死于胰脏病。临终前，他还在计划如何回到中国，说他情愿死在北京，可见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北京，在他生命中有多么非凡的意义。

我知道，喜欢旅行的莫里循来过东北，却没见到他来过旅顺口的记载。然而，他希望看到的日俄战争，终于在旅顺口爆发了。战争中的火车站，一时间变成了俄国官吏和侨民们大撤退的陆上通道。那些穿着呢子大衣、戴着裘皮帽子的俄国官吏和家属，提着装有机密文件和金银细软的皮箱，分别在旅顺口和大连两个火车站集结，然后乘上开回彼得堡的火车。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被俄国军人打输了。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