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中共派往大连开展工人运动第一人

高　山

罗章龙，学名敖阶，号文虎，字仲言，生于1896年11月30日，湖南浏阳人。早年参加毛泽东同志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他先后参与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1923年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罗章龙同志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27年秋，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配合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他在组织发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起转入高等3森林舞会游戏任教。1978年后，调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是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毛泽东征友  共同创建新民学会

1915年5月中旬，罗章龙赴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时，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一则，仔细读完，颇为感动。返校后，遂作书响应，署名纵宇一郎。过了3日，毛泽东收到罗章龙的信时，主动约罗于星期日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晤谈，大意是:结交的人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后来，毛泽东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当时情景说:“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发出后，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此后，每遇周末，毛泽东和罗章龙便相约晤谈。他们交谈的范围甚广，从国内外政治到经济，从宇宙到人生等等，无不涉及。随着交友范围逐渐扩大，他们又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在岳麓山蔡和森家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出席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罗章龙、萧子昇、萧子暲、罗学瓒、萧旭东、陈书农等。学会公约由毛泽东等起草，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会议选举了干事会，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章龙、萧子昇等新民学会会员，由湖南到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当时，他们8人住在一间小屋，在高炕上大被同眠，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并根据毛泽东对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工，一部分会员赴法，研究那里及世界革命的情况；一部分会员留在国内研讨中国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罗章龙于9月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冬，第一批赴法的有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新民学会会员。

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发展到70多人。根据学会的规定，每个会员一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由毛泽东把这些信收集起来，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现在能看到约有3集，还有个附录。毛泽东和罗章龙往来信件甚多，载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的有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收到毛泽东信后复函：“润之兄：你六月三十日的信，辗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

医治这一国病的药方，毛泽东在回罗章龙的信中提出来了:“章龙兄：昨信谅到。……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者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黇（“占”字应为“斗”字）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受党组织委派最早来连考察工人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决定着手开展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研究。1921年冬，派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东北，“考察工人运动自发状况，同时宣传阶级革命，筹备建党，尽可能地在一些重要地方组织起工会组织”。

1921年末，罗章龙去沟帮子、沈阳两地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大连考察工人运动情况。通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关系，罗章龙在大连结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躬夫妇，罗章龙就住在刘躬妻子开办的“三一小学”里。他在大连走访了铁道工场、铁路车站、码头等产业工人聚居之地，结识了刚从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毕业的青年工人傅景阳，向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工运方针、政策。傅景阳等大连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得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备受鼓舞”，激发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们省吃俭用，订阅了《泰东日报》和一些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互相传阅。这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大连工人中间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连工人运动的开展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大连期间，罗章龙还到过南满的“关东厅”，为此罗章龙还学习了日语，他的日语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结束了几个月的考察后，罗章龙回到北京，将此行的结果向中共北方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了详细汇报。他认为：“第一，东北是全国工业特别发达的地区之一，产业工人数量多而集中，有很强烈的革命性。第二，东北工人觉悟程度比较高，他们较早地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三，东北的工人运动已有一定的基础。第四，东北工人得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倍受鼓舞”。基于上述认识，他进一步分析道：“东北工人阶级的基础雄厚，觉悟较高，有强烈的革命性，并不断地进行着斗争，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从东北工人的运动状况看，也有明显的弱点，就是他们的斗争发展得不平衡，缺乏统一性组织，与全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联为一体。工人的斗争还没有明确的纲领和坚强的组织领导。因此，需要建立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工人运动的主观领导力量，提高斗争水平，并与党所领导的全国工人运动联为一体，南北呼应，推进革命。”

最后，罗章龙向北方党组织提议，派专人去东北，正式着手筹建东北党组织。中共北方党组织经过讨论，决定派人去东北正式进行建党工作。根据罗章龙的汇报和建议，1923年1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和北京铁路工会负责人陈为人到大连筹建党团组织。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