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连工人训练班

我是1945年10月来大连工作的。到连后，即受中共大连市委的指派，以大连总工会的名义，举办大连工人训练班。大连工人训练班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6年4月结束，时间是短暂的，但它给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难以忘怀。

 

工训班的诞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军陆续进驻大连、旅顺、金州。中华民族8年抗战胜利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统治40余年的“关东州”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大连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我党在大连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地下斗争的一部分干部，如唐宏经(唐韵超)、张洛书等同志，抓住万民同庆的有利时机，及时发起组织大连总工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945年9月2日在西岗区明德小学召开了大连总工会筹备会议。会议决定了总工会的宗旨，选举唐宏经同志为委员长，号召厂矿、企业、商店职工建立自己的组织——基层工会，组织工人护厂、护店，以备我党接收；向日方厂主索要各项罚金、退职金，以维持职工的起码生活。总工会的号召，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到1945年10月中旬，绝大多数厂矿、商店相继组织了基层工会。大连总工会代表着全市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成为稳定大连政局的基本力量。

1945年10月下旬，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成立了以韩光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大连市委。按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旅顺口地区为苏联驻军区域，既不准国民党军队进驻，也不准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大连为特别市，行政人员得经苏联驻军当局同意，由中国政府委派。市委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我党要在大连站稳脚跟，控制政权，不让国民党委派官吏、派遣警察，就要迅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成立政府，组建公安部门；同时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发动和组织起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发动群众方面，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多数厂矿已组建了工会，并接受总工会筹备会的领导，工会组织在广大工人和各界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我们的困难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相当数量的群众存在盲目的“正统”观念，认为国民党代表中国，把祖国和国民党混同起来，而基层工会多数是自上而下一声号召建立起来的，基础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党派出大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基层去发动群众，整顿工会，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但是，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党面临着接收城市、开辟新区的繁重任务，不可能把更多的干部派到大连来。因此，韩光同志代表市委向总工会提出，运用总工会的威望，采取办工人训练班的办法，大胆地发展一批党员，选拔一批干部，依靠他们到基层去开展工作。韩光同志指出，这是目前开辟干部来源的一个可行而有效的办法。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韩光同志在大众书店筹备处会见总工会负责人唐宏经等同志，商谈举办工人训练班的具体事宜。我参加了这次会见。当时，有的同志对办工人训练班存有疑虑。认为公开办工人训练班，讲共产党的道理，会暴露总工会的红色面目，会妨碍总工会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甚至担心群众是否敢到这个训练班学习。韩光同志为此反复向这些同志阐明我党的根本宗旨、当前的主张及各项政策。他说，我们党的主张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只有把我党的主张、政策讲清楚，广大群众才不会脱离我们，而将进一步向我们靠拢。对工会来说，只有把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主张的分子吸收进来，才能掌握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只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群众的自发要求提高到自觉的程度，才能发挥工会的战斗作用。

经过商讨，决定立即试办工人训练班，由我担任训练班主任；学员由总工会抽调，经费由市委负责；第一期暂定为10天。

韩光同志还特别嘱咐，要招一批女工，编成女工班。并决定抽调在大连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的舒敏、林松、严琴3人进女工班工作和学习，以培养女干部，为开展全市妇女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工训班的概况

根据市委的指示，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工训班筹备就绪。在西岗区不老街总工会附近，动员出几栋日本人居住的房屋作为学员宿舍，借用原圣德小学(现东北路小学)作为课堂。总工会陈汉夫秘书长亲自派人为工训班购置了被褥、锅碗瓢盆、粮油蔬菜等必需物品，免费供给学员(从第二期起，学员自带行李)，并按当时群众生活水平，确定了伙食标准。

第一期工训班于1945年10月24日报到，25日开学。学员共60人左右，主要来自麻袋厂、火柴厂、“南满硝子”  (大连玻璃厂)、生物研究所、森永糖果厂、印刷厂等单位。共编了3个男生班、1个女生班。约于10月底，市委加派王炳吉同志(从胶东解放区来的干部)到训练班协助工作。

第一期工训班开学后，韩光同志以及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和总工会负责同志亲自给学员上课。我和王炳吉同志深入各班参加讨论，进行辅导，并找学员谈话，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  

工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形势教育，讲解我党的抗日主张和业绩，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二是阶级教育，讲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怎样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三是共产党基本知识教育，主要讲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什么人可以参加共产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的纪律。  

第一期工训班经过10天学习，于11月5日结业。在短短的10天里，学员们有了明显的进步，他们初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了解了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党的一些基本知识，看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真面目。他们不仅没有后悔自己被“赤化”可能惹来杀身大祸，反而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第一期试办成功，使我们对办工训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更加一致了，决定继续办下去，并扩大规模。于是，将工训班的地址迁到西岗区松山街原日本“皎寮”  (独身宿舍，即现在大连工学院松山街学生宿舍)。上课地点在训练班食堂和借用当时的“羽衣高女”礼堂（即现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北楼）。  

第二期工训班于1945年11月11日开学，11月24日结业，学期15天。参加学习的学员，除前面列举的工厂外，尚有大连机械、大连机车车辆厂、大连船渠(即造船厂)、铁路机务段、大连洋灰厂(水泥)、满化(即大化)、大钢、金纺、石油厂等单位，约200～250人。除我和王炳吉同志外，党又派孙健、高仲达、苏德山、冯启刚、杨斯来(女)等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工训班工作。工训班效仿抗大编制，按照40～50人为1队，共编为5个区队，由孙健、高仲达、王炳吉、苏德山、冯启刚同志分别担任区队长，杨斯来同志任副队长。

总结第一期的经验，我们认识到，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40余年的大连人民，民族意识很强烈，谁抗日，他们就拥护谁。我们抓住这一条，从第二期起，充实了形势教育的内容。我们讲了“九·一八”后，在我党领导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国民党如何鼓吹“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人民，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我们讲了“七·七”抗战后，我党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抗击着日本侵华军队的60％和伪军的90％，而国民党是如何在日寇面前望风而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大搞摩擦，封锁解放区，在国统区内疯狂迫害进步青年学生，把大后方的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讲了抗战胜利后，我党主张团结建国，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而国民党反动势力则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调兵遣将，妄图消灭我军和解放区。大连交通发达，又与山东各解放区隔海相望，解放区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早在大连人民中广为流传。再经过上述系统教育，学员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很快得到了解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1945年11月30日～12月20日、1946年1月3日～1月29日、1946年3月初～4月初，相继举办了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工训班。每期都有300多名学员，全市绝大部分工厂都有人参加受训。从第三期开始，党又增派吴亚南同志任工训班副主任，崔更生同志任教务长。还派张炎、陆宁(女)、程辛、路志明(女)、梁先伦、杜克鲁、傅路、万家颖(女)、顾秋(女)等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到工训班工作。孙健、张炎、王炳吉办完第三期，我和吴亚南、崔更生、万家颖、顾秋办完第四期，由市委调出另行分配工作。第五期班主任由程辛同志担任。三、四、五期都编了5个区队，分别由张炎、程辛、苏德山、梁先伦、冯启刚、高仲达、路志明、顾秋、万家颖、杜克鲁、杨斯来、傅路、舒敏、戚欣林、张振岩等同志任正副区队长，陆宁同志专职从事工训班的党务工作。

工训班前三期，主要由市委领导人韩光、柳运光、王西萍、吕塞以及金实遽、夏端(李莲)等同志授课，我们在工训班工作的同志分别讲些辅导课程，以加深学员的理解。从第四期起， 由于大连工作局面已经打开，市委领导同志再难抽出时间亲来授课，因此，主要课程就由我们这些在工训班工作的同志来担任了。另外，从第二期起，每期还分别请王松(即后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同志)、李必新(苏籍华人，苏军少校)讲授苏联问题。

各期结业的学员，大部分回原单位工作。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公安局、法院、总工会、市妇联、中苏友协、市敌伪财产没收委员会等机关工作，还送一部分去参军、参警；工训班也留下了少部分学员当干部。

到1946年初，随着大连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向各条战线加派干部。所以，第五期结业后，就把在工训班工作的干部分别派往各单位，工训班从此告以结束。5期工训班大约共训练了1200～1300人。

 

“抗大”式的校风

工训班的学习方法是启发式的，听课和讨论相结合，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消化讲课的内容。讨论中民主气氛很浓，畅所欲言，允许讲不同观点，包括对共产党如何看、对国民党如何看这样的大问题。有了不同观点，就展开讨论。那时，不同观点的争论很激烈，不但在小组里争论，也在区队里争论，有的问题还拿到全班大会上讨论，每期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都要用2天左右时间搞全班大会发言。还曾经在全班开展了一次“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的大辩论。这种学习方法生动活泼，可以把广大学员的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当时，工训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苏军士兵违纪事件屡有发生，一些学员对苏军以至苏联产生不满情绪。当时市委指示，为了大局，必须同苏联同志搞好关系，同他们合作好。在这方面，工训班做了许多工作，引导学员正确看待苏联和苏军。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

在工训班里，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干部同学员亲如手足，不存在干部搞特殊化的现象。干部和学员一个伙食标准，在一起用餐。韩光同志到工训班讲课，也是和学员一起吃饭。当时工训班的生活是艰苦的，伙食标准较低。有一次韩光同志吃过饭后高兴地说：“这是我到大连后饭吃得最好的一次，好像回到了延安!”

令人难忘的是，工训班里的歌咏活动是很活跃的。这也是从“抗大”来学的。不论是学员大会，还是集体外出活动；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业余时间，到处有歌声，到处有“拉拉队”，那种欢腾景象，真叫人振奋。那时，班干部是要带头唱歌、带头教歌的，大家把这看作是对学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重要形式。吴亚南同志到工训班工作，第一次讲课时，首先是教唱《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曲。除了开展歌咏活动，工训班还搞点军训，如出操、队列训练等。

工训班还有意识地组织学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实际斗争。记得第一期工训班结业时，正赶上庆祝苏联10月革命28周年。我们号召学员带头参加群众大会。大会上，当汉奸张本政上台讲话时，群众高呼“打倒汉奸”的口号，将张本政轰下了台。散会后，群众与“维持会”暗中操纵的警察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开枪打死了刚从训练班结业的工人于纪芝，引起了公愤。11月11日，总工会组织群众为于纪芝同志举行了安葬仪式，并抬着棺材在市内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刚入学的第二期工训班全体学员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有力地揭露了“维持会”的丑恶面目，也使学员们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

工训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生活，使长期在殖民地生活的学员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他们从工训班看到了延安，看到了整个解放区，看到了未来新中国的美好前景，从而具体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难忘的入党宣誓

按市委指示，发展一批党员，是工训班最重要的任务。每期结业时，都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1945年11月5日晚上，在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我们进入大连后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参加这次宣誓仪式的，有在第一期工训班入党的20名左右党员，还有在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总工会入党的党员，共30多人。韩光同志亲自到会并讲了话。这一仪式，距今已有40个年头了，当时20岁左右的青年，现在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每当他们谈到这段往事，总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参加工训班学习的学员，绝大部分是产业工人，也有职员、学生等小知识分子。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有着深仇大恨，马列主义一经同他们结合，就产生了巨大力量。在工训班里，学员们纷纷提出入党申请，对那些学习表现好的产业工人和职员、学生，本人历史清楚、对党认识明确并有入党要求的学员，由区队负责人逐个考核，并找本人谈话，认为具备党员条件时即负责介绍入党。5期工训班共发展党员约300余名。当时在大连找不到“七大”党章，故按“六大”党章规定，家庭成分是工人、雇农，本人出身是工人的，无候补期；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分别规定了3个月～1年的候补期。

第一、二期学员入党，是报经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审批的。从第三期起，工训班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我和吴亚南、崔更生、张炎、程辛、陆宁等同志组成，我任书记(第五期程辛任书记)。从此，工训班发展党员，即由工训班党总支批准。每期结业时，都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第一、二期是全班集中举行；从第三期开始，为避免相互发生横的关系，便改为以区队为单位举行。

在工训班受训的1200～1300名学员，特别是这300～400名党员，绝大部分都成了干部，是当时在大连开辟各项工作的一批骨干。今天，他们中的一部分同志已经担任了大连市部、委、办、局一级的领导职务；相当一部分同志担任了县级领导职务；还有一部分同志早已参军，其中不少人担任了师、团级领导职务。

 

历 史 的 结 论

在当时国共两方争夺大连的斗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下，我党充分利用苏军军管对我有利的条件，采取办训练班的办法，公开地而不是模棱两可地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大胆地发展一批初具觉悟的工人、职员和学生入党，是完全正确的。同时，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群众中“正统”观念严重的情况，在训练班中把系统教育和充分讨论结合起来，注重引导，进行启蒙教育，使学员初步确定革命人生观，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种办法也是正确的。

在工训班受训的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后，许多人回到和被派到工厂、企业开辟工作，成为革命的种子。他们推广工训班的经验，也采取办训练班的办法，成批地训练工人，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像滚雪球似的，很快地争取和团结了广大工人和各界群众，壮大了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

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有人抓住曾在工训班学习过的某些干部的所谓问题，全盘否定工训班的历史作用。有一段时期，说大连工训班培养的干部和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是投机分子；认为工训班是造成所谓大连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首先从学员来源看，第一期是总工会从基层工会和各厂护厂纠察队中抽调的骨干分子；从第二期起，则由工训班派干部到各基层工会直接选拔产业工人、进步职员和学生入学。其次，这些学员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0年动乱的严峻考验，证明绝大多数是好的。而且“左”倾错误强加在部分学员头上的所谓问题，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也都得到改正。

历史的事实说明，解放初期，我党刚刚进入大连，站脚未稳，局势未定，迫切需要大批党员和干部，迅速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以便同国民党争夺大连这块“天下”。在财政收入甚微、干部甚缺的情况下，党派出十几个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举办工训班，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本地干部，这对我党在大连的整个斗争中，稳定当时的形势，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生产，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看来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是完全正确的。大连人民不会忘记工训班在大连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