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大连工人运动

大连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大连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时候，曾多次奋起反抗。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此后就没有停息过。日寇投降后的最初日子里，大连工人阶级首先自动地组织起来，以后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发扬这种斗争精神，为争取阶级的解放，建设和平民主的新大连，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作为这段历史的目击者，现就记忆所及把它写出来，作为献给大连解放40周年的一份小小礼物。

筹建市总工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地区并实行军事管制，大连人民从此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40年的血腥统治，获得解放。但是，解放当时的大连，形势却十分混乱，各种反动势力都在活动，企图把大连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从反苏反共的立场出发，抢先派爪牙潜来旅大，进行各种罪恶活动；日寇时代的汉奸、特务、地痞、恶霸，亦纷纷登台表演，妄图继续欺压人民。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连工人阶级绝不容许这些丑类胡作非为。我们几个二三十年代就受过党的教育，并在工人的阶级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中活动过的同志，很快会聚在大连，开展了革命活动。苏军空降大连后，我就从金县三十里堡来到大连，按1943年张洛书交给我的地址，在西岗福兴里北院21号找到了他。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在没有找到党组织之前，先做些宣传和调查工作，再利用20年代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原有基础和影响，通过原工学会的骨干分子联络各大工厂的工人，先把工会组织起来。

在筹建工会期间，我们的会议多是在张洛书家开的。到8月底，共找来二十七八个单位的人。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先把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挂出去，再进一步发展组织。9月2日在原大连中华青年会(青年会解散后改为明德小学)召开了大连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52家工厂的代表，共200多人。我在会上先讲了大连工人运动的历史，又讲了大连目前的局势，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会上选出52名委员，全体委员又推举出15名常委。因我过去是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就被推举为委员长。会议决定工会在原日伪“劳务协会”办公，以表明大连工人阶级要在敌人压迫工人的地方主宰自己的命运，宣告自己的解放。

第二天，我们就在西岗不老街原“劳务协会”挂起了大连总工会的牌子，并在这里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教育(文化)部、纠察部、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等，15个常委的工作也作了具体分工。

积极开展斗争

工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但经费遇到了困难。我们决定到“治安维持会”去要钱。我和总工会秘书长陈汉夫、船渠(造船厂)工会委员长赵诚武去维持会交涉。迟子祥、邵尚俭听我们讲了来意之后，连声说他们没有钱。我们指出：“你们接收敌产搞了不少钱，怎么能说没有钱呢?我们搞工会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你们应该拨经费给我们。”正说着，维持会长张本政出来了，他不但不给钱，反而污蔑工人抢了东西，还说了好多辱骂工人的话。面对维持会一伙人的挑衅，气得我当即揪住他，要他到工人家里看看，要他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他吓得不敢去。要钱的事搞得不欢而散。

那时，维持会已经和国民党勾结上了，而我们办工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支持我们。回到工会后，我们商量决定起草一份传单，把张本政这伙人的丑恶历史公之于众。传单印成散发后，打击了维持会的气焰，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心里害怕，第三天就派人找到工会，请我们前去协商经费问题，答应第一个月先给3万，3个月给齐(10万元)。接着，又表示要请工会派代表到维持会充任委员。他们要把我们拉进去替他们装潢门面，我们当即予以拒绝。

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工会的经费有了着落，而且还使工人群众进一步明白了只有斗争才有出路的道理。怎样进一步开展工作呢?我们回忆起工学会时期，党教给我们的发动群众，首先要解决群众迫切需要的切身利益的方法，我提议发一个《告工人书》，提出与工人利益有关的口号和要求，号召他们参加工会。经过研究，《告工人书》起草出来了，根据大连的现状，提出了复工、实行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及救济失业工人等8项要求，印了3000多份，散发张贴到工人区。这个宣传效果很好，工人们都行动起来，纷纷找到工会，很快又成立了不少基层工会。

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了，工会即按照《告工人书》提出的要求，以调解劳资纠纷的名义，由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发动和领导全市职工向企业主进行清算斗争，支持职工讨还企业主过去以各种名目克扣的种种基金，以及战后应发的特别津贴和失业救济金等等，以解决工人当时面临的生活困难。当时，大连还没有成立政府，为了不给资本家以口实要挟苏军当局，工会要求工人在斗争时，不要打人，不要闹事，要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进行斗争。全市工人经过清算斗争，共得款2.5亿元，解决了当时工人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使工人们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认识到自己有巨大的克敌力量。

针对大连已出现的抢风，我们又在工人中组织纠察队、护厂队，发动工人保护工厂的机器设备。大陆烟草公司被抢以后，该厂工会立即来总工会报告。总工会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若不制止将会无限蔓延，就会严重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致使工厂今后无法开工，影响以后的经济恢复和工人的生活。我们当天就召开了全市所有厂矿工会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各工厂都成立纠察队或护厂队，挑选有觉悟、勇于斗争的工人参加护厂，以保证工厂不遭破坏。3天后，全市共组织了7000人的纠察队、护厂队，使工厂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为以后的复工、恢复经济准备了物质条件。当时，我们还向已经公开挂了牌子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进行了斗争。

经过同治安维持会、日本资本家和国民党市党部的斗争，大连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组织了369个工会，会员达12.9万余人，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由于我们尚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心里很不踏实，所以我们以极其焦虑的心情盼望党的到来。

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1945年10月上旬，韩光同志被东北局第一次派到大连时，就通过苏军沙河口卫戍副司令董崇彬(原抗联战士)和我们接上了头，从此，我们和党失掉了多年的关系接上了。我和韩光在20年代末就认识，那时我们都在哈尔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天晚上8点多钟，韩光同志来了，见到他，我们异常兴奋，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好，同志们干得好！你们做得对，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不仅现在要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之后，我们这些失掉关系的同志和一些积极分子一起开了会，韩光同志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强调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会结束时，已经下半夜了，我们仍毫无倦意。我们盼了多年，终于找到了党，又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怎能不高兴呢！

10月中旬，韩光同志向东北局汇报了大连情况后，又带着一批同志回来了。东北局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委书记。他回大连不久，中共大连市委就正式成立了(最初曾以“工委”名义进行工作)。由于大连的情况特殊，党组织未能公开活动，党的工作主要通过工会进行。

为了站稳脚跟，控制政权，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干部，积极发展党员。市委决定运用总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采取办工人训练班的方法，发展一批党员，选拔一批干部，依靠他们到基层开展工作，由沈涛同志负责的工人训练班便创办起来了。

大连市委成立以后，立即着手民主政府的筹建工作。10月底，在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的主持下，大连市各社会团体的代表进行了市长选举，陈云涛和我作为总工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市长人选是苏军早已物色好的，大商人迟子祥被安排任市长，我们以工会名义推举共产党员陈云涛为副市长。受国民党操纵的“治安维持会”被宣告解散。

11月7日，在庆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28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生了混进警察队伍中的坏分子开枪打死工会纠察队员于纪芝的严重事件。反动势力企图以此来影响第二天市政府成立大会的召开。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时就把工人组织到工会大操场，号召大家回去动员自己的亲友，以更大的热情，组织浩大的工人队伍，积极参加民主政府的成立大会，向阶级敌人显示自己的力量。第二天，全市工人的浩荡队伍在工会的组织下，参加了市政府成立大会。在强大的工人队伍面前，想趁机捣乱的人未改动手。大连第一个人民民主政府胜利诞生了。

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国民党接收、控制大连的企图破产后，就更加紧了对大连的封锁，使大连处于严重缺粮、缺燃料的困境，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连作为特殊地区，虽然存在种种困难，但和其他解放区相比却有着许多有利条件：雄厚的工业基础；工人纠察队保护下来的一批机器设备；日寇留下的工业原料；熟练的技术工人等。因此，各解放区都派干部来大连开办企业、公司，采购和生产解放战争所必需的物资。由于地位特殊，大连同时还是储备干部的基地。形势和大连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把大连建设成巩固的后方基地，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在严重困难面前，大连总工会根据市委的指示，向全市工人指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把机器、原材料等家底卖掉，换粮食和日用品吃掉、用光；再就是勒紧裤带，忍饥挨饿，克服粮食、燃料、资金缺少和技术管理经验不足等困难，积极发展生产，积累资金，恢复和扩大生产，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旅大职工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坚决贯彻市委“节衣缩食，生产自救”的方针，使广大失业工人自觉自愿地接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主张，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各级工会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直接组织失业工人和家属搞好各类生产。

在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职工群众的困难，总工会还筹建了民生贸易合作社。当时，苏军为了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困难，拨给工会500万元苏币作为救济金。总工会认为，如果将此款全部分发给工人，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故决定将此款作为兴办全市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基金，成立民生贸易合作社，由我任社长，于为民同志任经理，负责采集粮食以解决缺粮问题。当时，我们和各解放区都有联系，我们向解放区运送他们所需的物资，他们给我们粮食和燃料。我们不仅从陆路偷运，而且还搞了船从海上偷运，甚至利用商人的关系从国统区、香港以及朝鲜等地采购西药、医疗器械等紧缺物资。

在合作社全体同志的努力下，仅1946年10月～1947年2月，光粮食就运进4万多吨，给工会会员分配了价格低于市价一半的粮食。

1947年，旅大职工总会在生产自救运动的基础上，贯彻了党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方针，发动全市工人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当时由市委直接抓军工生产，工会负责抓民需生产，如火柴厂、橡胶工厂等等。由于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状况的好转，大连地区在支援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大连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勇于进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段光荣的历史将永载史册。我相信，大连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一如既往，在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中做出新的贡献。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