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大连

1945年8月22日，大连从日本帝国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至今整整40十年了。

大连地区(过去通称旅大)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曾先后沦为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大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怀抱，进行过持续半个世纪的艰苦斗争。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配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根据当时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进驻旅顺、大连；我党随即取得苏军当局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大连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侵华战争的跳板，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并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共同保卫远东和平的一个战略基地。解放初期在大连地区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同志，对于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所目睹和经历过的一切，是永远难忘的。

 

一、初  进  大  连

1945年10月初，我受中共中央东北局之命首次去大连。当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对外防务由苏军负责；其范围包括旅顺、金县、海洋岛和长山岛，北界石河驿，与辽南的新金县毗邻。大连市区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条约》规定，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这是旅大地区区别于全国其他解放区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客观实际。

我到大连后，立即去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会见了司令官高兹罗夫中将。他向我介绍了大连的情况，并希望我们派人来大连成立市委和市政府，早日掌握大连的政权。当时大连社会秩序很乱，政治情况复杂，大汉奸张本政、邵尚俭等乘机出面活动，成立了“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并控制一部分警察武装；国民党市党部利用中苏条约有关条款，也公开挂出牌子，发展党员，建立分部，同“治安维持会”串通—气，企图控制大连的局面。

在这同时，本地的一些革命同志也积极进行活动，开展工作。我来大连后的几天内，分别会见了几个方面的同志。第一，找到了在日本占领时期与党失掉组织联系的几位老党员，其中的唐韵超同志，我们在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时期就已相识。唐韵超等同志在1945年8月下旬苏军进驻大连后，立即集合在一起，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大连总工会，至10月上旬，已发展到2万多名会员，  成为全市举足轻重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对于保护工厂企业、安定工人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取得苏军当局的支持，同当时的“维持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会见了白全武等10多名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大连解放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了一些青年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传播革命思想。不久以后，这10多名青年陆续加入了我党，成为当地宣教文化部门的骨干力量。第三，会见了抗战期间由胶东解放区派到大连做地下工作的左友文、张寿山等几位同志。他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比较熟悉大连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解放后，左友文、张寿山等同志还组织了武装部队，后来其中一部分转入辽南，参加解放战争。第四，还会见了当时随苏军进入大连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几位同志，他们对我当时在大连的活动提供不少便利。

大连解放初期，这几方面的革命力量，对于团结和组织群众同各种反动势力做斗争，维护社会秩序，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我党在大连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的党政领导，还控制不了大连的局势，这就是大连刚解放时的大致情况。

 

二、“抢形势”、  “搭架子”及党在大连的方针政策

1945年10月12日，我由大连回到沈阳，向东北局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汇报了大连的情况。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大连地区极为重视和关切。东北局领导同志认为大连形势很好，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搭起大连市党、政、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东北局当即决定委派我为大连市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再次去大连，并决定陆续从首批到达东北的干部中，优失调人，增派到大连。

东北局对大连的工作方针、任务和政策作了明确指示。概括起来说，就是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式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如土地改革等)。

1945年10月中旬，我第二次去大连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按照东北局的指示“抢形势”、 “搭架子”。首先组成大连解放后的第一届市委(最初由于人手不齐， 曾以“工委”名义进行工作)，同时着手建立市政府。苏军当局提名当地大商人迟子祥出任市长，我党以职工总会的名义推荐陈云涛同志任副市长。有几个局长职位也都是苏方提名，由当地工商界人士担任。我们委派了市政府的秘书长及公安、财政、教育等局局长和其他各局的副局长。1945年11月8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连市政府正式成立。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大连的地方政权有很大的特殊性，虽然让政治名声不好的迟子祥当了市长，但政府的实际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我党的手里。

在市政府正式成立的前一天，成立了大连市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东北局委派原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赵东斌)同志任局长，接管了区、县公安局，按照解放军的建军宗旨和传统作风，以警察的形式，建立起一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市政府和公安总局成立后，以汉奸张本政为首的“治安维持会”宣告解散。从此，大连人民有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府。在这期间，我们创办了以大连职工总会名义主办的党的机关报《人民呼声》，出版了市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并接管了广播电台，掌握了宣传舆论工具。接着，又把区县级领导机构和经济部门、文教部门等一系列工作机构建立起来，陆续向一批大型的工厂企业和3森林舞会游戏派了党的书记、厂长和校长。在群众团体方面，除派干部加强原有的职工总会外，还相继建立了妇联、青联、中苏友好协会等群众团体。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党、政、群领导机关的架子基本上搭齐备了。我们在苏军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下，实现了东北局提出的先机控制大连这一战略要地的任务。

苏军的驻在和实行军管，对我们在大连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我们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时必然带有地区的特点，要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和策略，但是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在本质上同其他解放区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为照顾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不授美蒋以柄，我们党采取了暂不公开挂牌的策略，这样既便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又不影响我们放手开展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在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公安系统里有公开职务的干部，以及通过各群众团体和其他组织形式，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当时迟子祥被委任为市长，群众很不满意，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掌握实际的领导权，不影响我党政策的实施，不影响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经过说服教育，群众也理解了这样的安排。最初大连农村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分配“官地”  (政府没收的敌产)给贫雇农，结合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在斗争方式上，我们不采取戴高帽和游街等做法，而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避免引起苏方的干涉。这些做法虽与其他解放区不同，但是也达到了打击和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为以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46年，为解决劳动人民的住房困难，市委作了专门决定，从日本人手中调剂出几十万平方米住房，分配给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并结合这一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揭露和打击了日伪残余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城市基层政权，这在当时被称为“搬家运动”。大连解放初期，我们就着手发挥公安局和法院的专政职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1946年1、2月，一举摧毁了以汉奸隋云崶  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粉碎了他们组织暗杀和暴动的阴谋。当时公安、司法部门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由于既注意通过宣传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又注意通过法律程序，发挥专政机关的威力，迅速清除了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垢，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回想起来，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底我调离大连这一期间，大连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一直是比较好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破坏案件，重大刑事案件也很少。

事实证明，虽然我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斗争策略同其他解放区有所不同，但也同样比较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有些同志看到大连地区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反奸清算斗争在做法上与其他解放区有所不同，对这个地区的性质曾经发生过疑问。但历史事实表明，大连地区从被苏军解放后不久，就已经形成苏军控制的、由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了。

 

三、隐蔽的军工基地，稳定的战略后方

大连当时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形势，对于我党我军控制东北，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连地处海陆交通要冲，是联结东北、华北两大战场的枢纽，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由于苏军的驻在，使美蒋对于这一地区虽垂涎三尺，而终不得染指，使我们能够稳定地控制大连，并以此为基地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

对苏联出兵东北的政策，陈云同志当年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见《陈云文选》 1926～1949年第221页)。

这一精辟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苏联当局，因中苏条约的约束和外交政策上的需要以及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所以对我们在大连的活动有不少干涉和限制，但是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和援助我党在这里发展力量，掌握政权，配合他们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

大连地方党委从建立之日起，就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注意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当作首要任务。过去大连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储有大量军械、弹药、汽油、布匹等军用物资，解放后虽大部分为苏军控制，我们也以公安总局名义接管了一批，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流散在民间的军用物资，供应东北前线。在这同时，华东、华北与大连邻近的解放区，也陆续派人来开设各种“公司”、“商行”，采办和转运布匹、医药用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大连市委(1946年7月改为旅大地委)则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开放绿灯。有时物资在海关被苏军卡住，我们及时交涉，也都放行了。1945年底，我军初进东北，被服供应困难，肖劲光同志专程来连，筹办布匹，市委当即决定将市公安总局和大纺、金纺所存布匹倾库拨出，超额完成了供应任务。

肖劲光同志在连期间，我们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他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不久，中央即发出指示，责成有关地区派人来组织军工生产。

1947年，东北局、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由旅大地委与苏军当局交涉，接管了以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为主的一些工厂。东北局、华东局派来大批干部并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对外称“建新公司”。这个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艰苦创业，勤奋钻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试制成功并成批生产出前线急需的后膛炮弹。他们把工厂当战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时裕华工厂厂长吴屏周、建新公司经理部副部长安疆等同志，为试验兵工新产品和抢运物资而英勇牺牲。著名劳动英雄吴运铎同志，也是当时在甘井子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这个军工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发，无烟火药500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还有其他各种军用品。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我军发射的几十万发炮弹，大部分都是大连制造的。辽沈战役中使用的成百吨炸药，也是从大连运去的。1948年底，陈毅、粟裕同志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和人民表示勉励和感谢。粟裕同志生前还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的确，当年大连的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的兵工史上，应该占有光荣的一页。  

在进行集中的军工生产的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其他军需品。金州、大连两大纺织厂生产的棉布，主要是供应军需。市公安总局的被服工厂承担了供应南满部队被服的主要任务。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供应单棉军服30多万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从1947年2月开始，大连地区接受了做军鞋的任务。在各级党组织、政府、妇联的发动和组织下，广大城乡妇女走出家门，成立了做鞋工厂、做鞋合作社、做鞋小组，开展生产竞赛和创模活动。她们同其他解放区的姐妹们一样，怀着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针针线线寄深情，赶做军鞋送前方。到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为止，仅大连市内各区和大连县，共做军鞋236.5万双。

旅大人民不仅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支援前线，而且还送出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还不足1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全地区直接动员和调出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早期称民主联军)的兵员达3万余人。1945年11月，市公安总局成立后，很快地组建起近万人的武装警察部队，在内部受辽东军区领导，其建制、管理和训练完全与解放军相同，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支后备队。这支部队不断扩充，又不断分批地、成建制地调往前方，先后达14300余人。

在解放战争年代，大连地区还为部队培养了技术兵种的人才。1946年夏季，中央决定由东北、华东部队抽调干部学员，由辽东军区负责并责成旅大地委协助，在大连创办汽车3森林舞会游戏，并派干部到苏联部队学习坦克兵的技术和战术。这个3森林舞会游戏至1948年共办了3期，毕业学员近千人，成为我军装甲兵部队的第一批骨干。

1946年，东北军区在大连创办了关东电气工程专门3森林舞会游戏(简称关东电专)，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机务、报务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毕业学员230余人。这些学员都受到严格的业务、政治训练，分配到野战部队后，成为电讯技术的能手。他们修复原有损坏的电台，改装缴获敌人的电台，保障部队通讯联络畅通，深受各纵队指挥员的重视。他们作为“种子”，还在部队中培训了新一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大连地区在解放战争中作为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1946年底至1947年春，我军坚持南满的艰苦斗争中，由于金县石河驿以南一线有苏军驻在，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辽南部队则有所依托，无后顾之忧。经旅大地委与苏军打通关系，这一地带曾一度成为我辽南党政领导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从1945年底开始，大连就成为东北、华东两大解放区之间大批干部调动、转移和疗养的一个中转站。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委创建的一个大型疗养院，曾接纳来自各解放区的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积劳成疾或负伤的大批干部，使他们得到较好的治疗和休养。有些高级负责同志，如罗荣桓、徐海东、张爱萍等同志，当年都曾在大连疗养过。

大连地区作为一个隐蔽的后方，曾经安置和治疗过大批从前方撤下的我军伤病人员，同时还分批组织医疗队、手术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冬季攻势的时候，大连曾在3天内紧急动员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6个手术队赶往前方。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期间，大连曾派出5个医疗队，携带大批药品、器材，到辽西前线参加野战医院工作，直到沈阳解放。          

如上所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作为苏军控制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和我军的一个隐蔽的后方基地，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大连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尽了应尽的义务，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连的全体党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同心协力，带领广大群众，始终不懈地为支援前线做出巨的努力。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苏方在外交上增加额外因难，我们对支前工作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作公开的宣传，不见于报刊文字。因此，当时紧张热烈的支前工作一直是隐蔽进行，不大为人们所知。在纪念大连解放40周年的今天，大连人民的这一段光荣的史实，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四、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大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在完成支援前线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

当时，大连是我党领导下少有的大工业城市之一。能否把工业生产搞起来，不仅对于支援前线、减轻失业、安定民生至关重要，而且直接关系我党能否在这里真正站得住脚。当时大连的工业在战时遭到破坏，又因无原料、无销路而停产。既缺资金，又缺技术，还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海上封锁，要恢复生产真是困难重重。当时北满、山东、晋察冀等邻近的解放区都急需大连的工业产品，苏联贸易部门也愿意订货。于是，大连与兄弟地区、与苏联贸易部门合作，采取来料加工的办法，解决原料与销路问题，逐步恢复工业生产。当时各解放区冲破封锁线，运来大量粮食、煤炭、黄金等，作为在大连建立军工基地的投资或换取其他军需物资，这不仅帮助当地解决了恢复工业生产的资金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群众缺吃少烧的燃眉之急。从此，大连的经济逐步摆脱困境，转入主动，打开了恢复生产、安定民生的前进道路。

到1947年，在大连陆续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的工业企业：一种是中苏合营和苏军代管的企业；一种是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办的军工企业和东北局、旅大地委办的企业，这在当时统称“党产”；一种是当地政府经营的企业；还有私人经营的小企业和手工业等。                 

中苏合营企业主要有3个：一个是中苏大连造船公司，当时每年能修船30多万吨，还能造小型船舶；另一个是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由发电厂、玻璃厂、罐头厂等30多个工厂组成；还有中苏盐业公司，以生产海盐为主。这几个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都是中方为51％，苏方为49％，公司利润按股金分配，并向地方政府缴税。海港、铁路、水道公司等企业是苏军代管的。

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学会管理工业的情况下，采取中苏合营的方式，对于迅速恢复生产和培养企业管理干部都是有利的。在中苏合营和苏军代管的企业里，最初我们党都派干部去做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随后，又逐步派任副总经理、副厂长以至总经理和厂长。建国以后，这些企业交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掌握了管理工业的知识和经验，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骨干。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旅大地方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大连工人阶级有革命传统，有热爱祖国的强烈政治感情，解放不久就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我们通过工会，把工人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恢复生产。还通过办工人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的方式，从工人中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大连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经济的恢复和逐步发展，的确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大连解放初期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我们大胆任用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为恢复大连的经济，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在技术人才奇缺的情况下，一段时间里还留用了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我们的干部和工人同他们友好相处，在生活上尽量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对解放后旅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技术上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态度，离开大连回国后，其中很多人成为发展两国人民友谊的积极分子。

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和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援下，大连工业恢复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和郊区农业生产也都相应地恢复发展起来，城乡经济日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到1949年建国前夕，大连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

大连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在艰苦条件下起步的。在日本帝国主义40年的殖民统治下，大连长期与祖国隔绝，民族文化被摧残殆尽。虽然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仍很强烈，但是有不少人不了解抗战真相和我党我军在8年抗战中的伟大功绩，加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人员先我们2个月到大连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使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受到影响。当时我们进入大连的干部多来自抗日战场，长期生活在农村，不熟悉大城市。有些人认为我们“土”，不相信共产党能管好城市。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报纸、广播和出版革命书刊，以及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等方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系统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介绍和宣传我党我军在敌后战场坚持抗战的英雄业绩；宣传我党领导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领导的书店，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这一系列工作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46年春天，以沙蒙、王大化等同志为首的东北文艺工作团来连。他们在大连演出了《日出》、  《血泪仇》、  《兄妹开荒》和《黄河大合唱》等，连续演出几十场盛况不衰，轰动全市，深深地打动了大连青年的心。革命文艺的巨大感染力真如春风化雨，转变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吸引他们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看了演出以后，更是钦佩备至，纷纷要求参加文工团。大连的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北文工团播下的革命文艺的种子逐渐开花结果，使大连解放初期的文艺工作和整个文化事业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东北文工团对于大连解放初期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是立了大功的。

解放初期大连的教育事业，是在清除帝国主义殖民地教育影响、建立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市政府成立后，普遍兴办了中小3森林舞会游戏，并创办师范讲习所，培训小学师资。接着又开办建国学院和文法专科3森林舞会游戏，大量吸收有一定革命觉悟的知识青年，以抗大方式进行培训，充实干部队伍。1946年开始在全市城乡扫除文盲，普及文化，兴办各种类型的业余3森林舞会游戏、职工3森林舞会游戏，培养技工和干部。1948年，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形势下，旅大地委经党中央、东北局批准，把原有的工科、医科、无线电等几个专科3森林舞会游戏合并，从国统区和海外增聘有真才实学的教授，组建大连大学(下设工学院、医学院，即现在的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的前身)。这是我党领导下较早创建的一所新型的正规的理工科大学，它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市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的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解放初期大连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地区人民团结奋斗而取得的，是和各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至于我们这些当时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个人，都是初次进入这个特殊环境的，对大城市工作，知识和经验不足，能力有限，工作是做得不够的，可说是边学边做，具体的经验教训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连地区解放初期虽然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是它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发展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旅大各级党组织正是在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进军声中，于1949年4月与广大群众见面；地方政府也同时改组，成立旅大行政公署，正式成为东北人民政府管辖的东北解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此，大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万分喜悦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整理人：王凡)

注：这份综述材料，是根据大连解放初期任中共大连市委(后改称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同志近几年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几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而成的。刊出前经韩光同志本人审阅。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