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三里桥墓地原来的正门，在东正教堂旁边，如今那里是方便内部职工出入的侧门。小教堂的门紧闭着，其实是废弃了。在教堂附近，也就是原先的墓地正门外，随意建了几座工房，里面住 了几个看护墓地的工人，门外堆放着工具，还养了几只厉害的黑狗。

三里桥墓地现在的正门，其实是墓地扩建后新修的正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苏军撤离旅顺口之前，旅大市政府为了表达对苏军的感谢和尊重，特意把三里桥墓地划分为东区和西区，西区是俄军墓地，东区是苏军墓地，在两区之间，修了一座紫色大理石砌成的凯旋门式门厅。在中国人眼里，叫牌楼或许更准确。门厅两边的门柱上，雕刻着红旗图案，另外还有军舰、大炮等青铜浮雕。与小教堂相比，这个门厅有很强的时代感，属于十月革命后流行的款式，可谓苏联红军时代的独创。

走进门厅，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它也是整个三里桥墓地的中轴线，直穿墓地正中心的小山丘。我发现，在这条中轴线上，冰糖葫芦一样串着几个不同年代的建筑，后边是俄国政府建于1912年的十字架纪念碑，中间是建于1950年的英雄纪念塔，前边是建于1953年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立体感最强的，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就是前边这座烈士纪念碑。碑身全部用雪花石砌筑。碑尖挑了一颗金星，碑身周围有橄榄枝环绕。碑的两侧，各有一名单膝跪地俯首执斜垂战旗的苏军战士青铜雕像。碑前一左一右，还安放了两个青铜花环。碑身下面刻有铭文：永远怀念为苏联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英勇牺牲的英雄们。

我知道，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卢鸿基教授负责，苏军驻旅顺基地政治部的B·沙赫维担任他的助手。那两个执旗战士的原型，都是旅顺口军港的青年士兵，一个叫巴维尔科，一个叫柯斯金。彼时，中国的艺术家与政治家们一样，都在虚心地向苏联学习，这座烈士纪念碑就是最好的例证。它完全是苏式风格，看不出一点露怯的地方，在军人的坚硬里，没忘了闪耀些许青春柔情。

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俄国远东地区旅行，不论走到哪个城市，都会看见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纪念碑，它们异常显眼地矗立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并且所有的纪念碑前都有不灭的火种，以及不知谁刚刚献给它们的红玫瑰。这一切，对生活在战后的人，似乎是一种提醒：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千万要绷紧记忆的神经。

在旅顺口的记忆里，一定有苏军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也属于反法西斯题材。1945年8月9日，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递交了战书。随之，苏联红军便从中苏边境出发，向占据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攻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2日，苏军的飞机就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降落。

8月23日，旅顺口便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三次鸣枪礼之后，升起了苏军的五星旗。接着，日本驻旅顺口海军中将正式宣布投降，并交出了他自己随身携带的武士刀。然而，苏军已接到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把战刀留给日本将军。苏军此举，曾让这个不再神气的日本将军深为感动。

翌日，住在龙河岸边的旅顺口居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大家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苏军坦克咯吱咯吱地走在大街上，在坦克的炮塔后面，还站着一群苏军战士，他们去的方向，正是三里桥俄罗斯公墓。人们不禁吃惊，进入旅顺口的坦克兵，第一件要做的事儿，竟然是悼念日俄战争的阵亡者。

几天后，还发生了更有意思的一幕：1945年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等六位元帅，率少将以上高级将领一百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三里桥。苏军官兵们抬着花圈，在俄军墓前列队跪下，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则站在那里脱帽致敬。后来知道，花圈的红绸带上写的是：献给英勇的先辈们。

苏军此举，曾令许多旅顺口人迷惑不解。我知道，在苏军将官的心里，长眠在这里的亡灵，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胞。我还知道，在此前的满洲平原和辽东山区战斗中，有一百七十四名官兵被日本关东军打死，三里桥墓地因此迎来了苏军阵亡者，他们的遗骸被埋在墓地的空隙处，与沙俄时代的军人混葬在一起。后来地方不够了，墓地由西向东曼延开去。渐渐地，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东区主要是苏军墓，西区主要是俄军墓。有人数过，东区的苏军墓有七百多座，苏军家属和苏联侨民墓有六百多座，埋葬的时间，在1945年至1955年之间。

与西区俄军墓的沉寂相比，东区的苏军墓显得明朗而活泼。墓碑有塔式，有柱式，有立式，有卧式。碑的顶端，大都有标志性的雕饰，要么是一只铁锚，要么是一辆坦克，要么是一只欲冲向天空的飞机，它们代表着墓主人生前所在的兵种。另外，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镶嵌着逝者的遗像，并刻着姓名和生卒年月。在这里行走，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飞机和坦克，似乎就在耳边轰鸣，还有一颗颗青春的心脏，似乎仍在不停地跳动和呼吸。

我数了一下，以飞机为雕饰的墓，有二百零二座。这些年轻的苏军飞行员，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飞机一起被击落。彼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还很弱，斯大林叫中国出兵援朝，他只答应给装备，比如卡秋莎大炮和飞机。

罗波夫将军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年敌我双方飞机损失的比例是四比一。正是这个数字，提醒了叶利钦总统。有一次，在给美国参议院战俘和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信件中，他曾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有一千三百零九架飞机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

如果这两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苏军应该有二百零六架飞机被击落。也就是说，在北朝鲜上空牺牲的苏军飞行员，几乎全部被安葬在旅顺口的三里桥。

我的目光，曾久久地停留在一块镶有瓷像的墓碑上。如果不穿那身军装，他其实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子。他有一双天空般深蓝的眼睛，有一只极具雕塑感的高鼻梁，拍照的时候，不知他在看什么，或者想到了什么，从他的嘴角静静地流出了一抹羞涩的浅笑。那么，在空中消失前的一瞬间，对于尚未开始的生命，他曾有过怎样的眷恋和渴望呵。

在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苏军护士长赫德洛娃，死时只有四十八岁。那句碑文，读了让人鼻酸：你的明亮的眸子永远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碑文下面，还刻着亲属们的署名。这是文化的差异，中规中矩的中国人，可能会写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却不会在故人的墓碑上刻写如此抒情的文字。

这片墓地唯有一块刻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墓碑。死者名叫哈卡莫夫，一道四星的大尉工程师，他生于1913年，卒于1955年。如果他没有生病，不久就可以随军回国了，可是他到底没有等到那一天。立此碑者，当然是他的中国战友。

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在三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不但有正常的死亡，也有非正常的死亡。比如，有一位中年校官，照片上的他虽然有点发胖，笑容却相当灿烂，他是因为某次喝酒过量，突然殒命。再比如，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弟弟玩枪走了火，一朵含苞未放的小花，瞬间凋零。在东区，还有那些出生几天就夭折的孩童，这样的墓太多了，多得令我周身寒彻。每一座都很小，呈长方形，上面只有一块花岗岩墓板，却也写了名字和生卒年月。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或在1954年，或在1955年。我就想，这两年发生了什么？瘟疫还是霍乱？我曾去《旅顺口区志》里找，没有发现任何自然或人为灾难的记载。我总觉得，一定与某种流行病有关，只是他们的父母忍住了悲痛，不想把秘密泄露出去。可是，面对这片整整齐齐的婴儿墓，任何一个母亲都会为之动容。不过，这么小的人儿，能有一座独立的花岗岩墓碑，足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间虽短，却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其实，在西区的俄军墓地里，也埋葬了许多俄国侨民，甚至还有其他国籍的侨民。比如，这里有犹太人的墓碑，看碑上的名字，碑的大小，就知道有女人，也有孩子。再比如，这里还有雕刻着小天使塑像和圣乔治勋章的墓碑，有的是贵族，有的是骑士。如果我会读俄语，也许知道得更多。我总觉得，应该有人把这些俄语碑文拓印下来，翻译成汉语，再将其编入旅顺口的地方史志里。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土地上，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座与三里桥相似的墓地，历史在这里重叠着装订，厚如一部大书。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