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广场很大，几乎所有的漫步都朝着铜像的方向走来，这里仿佛是个集合之地。广场上有人在放养鸽子，鸽子们围着广场飞累了，就落在铜像上，枪口，盔沿儿，肩头，都站满了。人们汇聚在这里，除了看铜像，还看鸽子。于是，铜像下面总是围满了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他出生于60年代，一直在大连长大，而且家就住在斯大林广场附近。他给我看过一本记录个人成长的影集，其中有许多照片是在铜像下拍的。从蹒跚学步，到戴上红领巾，再到上大学。上大学是他第一次离开这个城市。临走前，他又来到铜像下拍照。其中一张是他倚在塔基前的墙壁上，取景很近，背后只有几行俄文字母。他把这张特写照片拿给大学的同学看，他们说，这是在国外拍的吧？让他的虚荣心很是满足了一回。我能理解他的这种虚荣。对城市的爱有许多种表达方式，拿这样的照片向人炫耀也是一种。

90年代初，大连市内的斯大林路改叫人民路，斯大林广场也随之改叫人民广场。刚开始叫，还有一点绕嘴，叫常了，就没什么感觉了。毕竟苏军烈士纪念塔还在，铜像还在。1999年9月，大连市各个部门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大连建市百年，把人民广场的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到旅顺口的三里桥，被列为建市百年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

我以为，这座纪念塔原来设在哪儿，它就应该留在哪儿，像历史一样不容修改。因为在我眼中，苏军烈士纪念塔是历史嵌在时间缝隙里的一根楔子，这个城市的历史只有一百年，如果把中山广场和人民广场当成是后面的两个零，这座塔就是前面的那个一。它站立在那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然是这样一座关乎历史变迁的纪念性建筑物，怎么能轻易就给挪了地方呢？

记得，一伙人在人民广场拆塔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家周末女子学堂讲座，讲着讲着，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知道，我此时的泪水，不只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广场随意被修改而流淌，更为文化在这个城市的弱势和失语而潸然。

后来听说，这场拆迁来自一件有百名人大代表签名的提案，市政府根据这个提案，报经外交部批准，并征得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五国同意，最后作出迁塔的决定。可是，在拆迁的现场，每天都围了成百上千的人。有的人在录像和拍照，有的人对着拆迁者大声喊叫，有的人甚至以肉身上去阻拦。那一场牵动人心的搬迁，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1999年9月3日，苏军烈士纪念塔迁建成功。落成典礼仪式，在旅顺口苏军烈士陵园隆重举行。自20世纪初开始，三里桥墓地见识过太多的仪式。20世纪末的这一次，却是与以往最不同的一次。不是一场建造，而是一场迁移。

时隔两年后，我曾与几个朋友专程去旅顺三里桥探看。记得，那是一个潮湿的阴天，我所熟悉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兀然矗立在陌生的和平广场上。直觉告诉我，它不属于这里，它是一座专门为另一个广场设计的建筑。因为它太大了，这个广场却太小了。

一起来的几个朋友，心情也十分复杂，大家久违了似的站在塔前，目不转睛地仰看着铜像。也许各自都想起了童年，父母扯着他们的手，全家人站在铜像下合影，然后一起看铜像上站着的鸽子。

离开之前，大家在玉米地边的壕埂上采了几捧野花，因为够不着铜像，就把它们放在塔前。我明显感到，大家的举动，与别的无关，只与个人记忆有关。

我想，有一天，为了让一个广场的记忆得以复原，也许会有人发起一个迁回铜像的倡议。如果这样，我将是积极响应的一个。

编辑：张琦